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高峰，但在宋明之间，既存在着思想谱系的一致性，又存在着“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的不同追求。之所以会形成这一差别，主要是由宋明两代不同的政治生态造成的。宋代皇室尊士，前越汉唐，后逾明清，因而宋代士人也就形成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表现在理论上，这就成为以朱子为代表的的天理本体论体系。 本书从肩负“道统之传”的曹端出发一直到提倡“诚意慎独之学”的刘宗周，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明代哲学的发展脉络，论证了明代理学——心学与气学在总体继承朱子学基础上之两种不同走向，最后将儒家心性之学推向高峰，并由此开启了明清之际的反思与批判思潮。

《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上下)》对明代经济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资源条件以及经济区域、产业结构、土地制度、租佃关系、赋役制度、经营方式、经济思想等作了深入的论述；对明代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交通运输、城镇集市、食盐茶马等经济部门的生产状况及国家管理政策作了详细的考察。书中认为，明代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的水平较前代有新的提高，特别是商品货币关系和城镇经济空前发展，由此引起一系列社会变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显著特征。

《中国出版通史(5):明代卷》讲述了：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事业鼎盛兴旺的时期，史学家认为，在我国古代皇权的更替中，明代是“得国最正”的。朱元璋不用狐鸣篝火的狡诈伎俩，也不用篡位弑君的残忍手腕，靠的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辗转征战，削平群雄，逐走元帝，最后统一全国，水到渠成地登上了皇位。 明朝的版图虽不及元、清两朝广袤，但在汉人政权的实际统治中，却是最广大的，一改南宋局处一隅的局面，江河南北，二京十三省，向心力凝聚得十分紧密，令出必行，四境帖服晏安。 明代靠武力统一全国后，执行偃武修文的国策，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经济政策比较得当，效果显著，生产迅速恢复，人民生活粗安。 明朝后期，商业繁盛，形成了许多新的城镇，产生了大量市民阶层，新思想奔涌，对图书提出了品种以及数量上的要求，出现了不少新的图书品种，再加上雕版印刷生产能力的成熟表...(展开全部)

《中国出版通史(5):明代卷》讲述了：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事业鼎盛兴旺的时期，史学家认为，在我国古代皇权的更替中，明代是“得国最正”的。朱元璋不用狐鸣篝火的狡诈伎俩，也不用篡位弑君的残忍手腕，靠的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辗转征战，削平群雄，逐走元帝，最后统一全国，水到渠成地登上了皇位。 明朝的版图虽不及元、清两朝广袤，但在汉人政权的实际统治中，却是最广大的，一改南宋局处一隅的局面，江河南北，二京十三省，向心力凝聚得十分紧密，令出必行，四境帖服晏安。 明代靠武力统一全国后，执行偃武修文的国策，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经济政策比较得当，效果显著，生产迅速恢复，人民生活粗安。 明朝后期，商业繁盛，形成了许多新的城镇，产生了大量市民阶层，新思想奔涌，对图书提出了品种以及数量上的要求，出现了不少新的图书品种，再加上雕版印刷生产能力的成熟表...(展开全部)

哲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觉的学科创立以来，已历百年，本书力图揭示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点及其现代价值，反映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本卷讨论殷商时期的宗教与政治，西周的天命论与礼乐文明，春秋时期的哲学思想，孔子、老子、墨子、孙子、子思、孟子、庄子，名辩思潮与惠子、公孙龙子，后期墨家，《易经》与《易传》，管子与稷下学宫诸家，《礼记》、郭店与上博楚简及荀子代表的战国时期儒家，法家传统与商鞅、韩非子的哲学等，并探讨中国哲学的突破。

《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包括秦朝、西汉和东汉的哲学。法家哲学对于秦国统一天下、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以及秦朝的迅速灭亡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吕氏春秋》的思想努力，则是试图建构一种综合诸家思想并以之指导秦朝统治的新哲学。 黄老哲学、经学哲学、医学哲学、宇宙论哲学和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构成了西汉哲学的主要内容，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安、司马谈、司马迁、刘向、刘歆、严遵和扬雄是西汉哲学的主要代表。西汉哲学从初期崇尚黄老到中期建立以儒家经学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这既是历史的选择,又是诸家竞争的结果.从中期到末季,西汉哲学经历了从经学形态到谶纬形态的巨大转变。与此同时,汉人在天道观上获得了重大突破,提出了浑天说,制定了《太初历》。医学理论被高度哲学化(阴阳五行化),《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 东汉哲学一方面是西汉哲学的继续,另一方面它在...(展开全部)

隋唐时期，中国哲学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互动与思想交织颇为频繁，特别是佛道两家思想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成为隋唐哲学思想的典范。 隋唐儒家努力消化与融合佛道两家的思想创造，重新阐发儒家的心性思想。本卷以颜之推、王通、韩愈、李翱为代表，阐明了隋唐儒家心性论思想的变化与特点。 佛教是隋唐哲学的重要代表。本卷分别就三论、天台、法相、华严及禅宗的哲学思想，如三论的二谛说、天台的判教与性恶说、法相的万法唯识、华严的性起与法界圆融说等，进行了详密的阐释。而对禅宗由印度禅到中国禅的思想转型，尤其是禅门中的顿渐之争及禅法思想中的一行三昧、游戏三昧等观念，书中进行了新的阐发。 隋唐道教在心性学理论方面有非常系统的观念，特别是在佛教影响下的重玄思想，把道教哲学推到一个高峰。本卷对隋唐道教之道与气、道体与心体、体道与行道、穷理尽性、安静心王等理论，以及道德相须...(展开全部)

本卷所涉时段上起晚清改良维新之际，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论述了这一时段最能代表时代精神或哲学成就最高的近三十位哲学思想家，诸如王韬、郑观应、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王国维、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艾思奇、毛泽东、胡适、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张东荪、金岳霖、洪谦、张岱年、李石岑、方东美、朱谦之等，表现了这些哲学思想家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强势的现代西方文化和式微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深沉思考、慎重取舍和精心建构，以及采取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立场的哲学思想家之间具有深远启迪意义的思想论争，由此凸显了这一时段哲学思想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历程，为当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揭橥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应然走向。

宋、元哲学特别是两宋哲学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个波峰。这一时期的哲学，不论其学术追求还是其理论建构，都是以复兴与拓展儒学的形式完成的。这种复兴与拓展，既涵括哲学家们对儒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总结，又涵括哲学家们对佛学、道家、道教理论的批判、借鉴与吸纳。北宋道学的兴起，即是这种以融会儒、佛、道之学为特征的宋、元哲学成型的标志。因此。本卷考论宋、元哲学，既注意把握宋、元哲学演生发展的时代条件、理论趣向、思想渊源与学术追求，也注意清理宋、元哲学演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逻辑线索;既注意以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范畴来概括宋、元哲学的思想内容与理论系统，也注意从本体、功夫，或发展、知识、价值的角度辨析宋、元哲学的理论得失。在这种考论与辨析中，本卷作者既注意借鉴已有的宋、元哲学研究成果，尤其是“五四”以来宋、元哲学的研究成果，又注意突显作者自己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展开全部)